弘文苑
明末清初诗人、文学家

龚鼎孳

明末清初诗人、文学家

  龚鼎孳(1616年1月5日—1673年10月12日),字孝升,因出生时庭院中紫芝正开,故号芝麓,安徽合肥人。明末清初诗人、文学家,与吴伟业、钱谦益并称为“江左三大家”。
  龚鼎孳于明崇祯七年(1634年)中进士,官兵科给事中。在明朝任职期间前后弹劾周延儒、陈演、王应熊、陈新甲、吕大器等权臣。崇祯十七年(1644年)李自成攻陷北京后,为直指使。清军入京后,迎降,迁太常寺少卿,后累官礼部尚书。龚鼎孳在职期间,常能保护善类,扶掖人才,颇得人心。
  龚鼎孳洽闻博学,诗文并工,在文人中声望很高,时人把他与江南的钱谦益、吴伟业并称为“江左三大家”。工书,善山水。诗画皆得父孚肃之传,画山水,笔墨苍郁沉厚;尝书送魏环极诗卷,间作山水苍郁沈厚。有一方闲印署:“临川二十七”世孙。诗与吴伟业齐名。诗风多受杜甫影响,作诗情感深厚,于婉丽中亦多寓兴亡之感,吴梅村说“其侧怛真挚,见之篇什者,百世下读之应为感动”。但其作品反映现实深度不够,多为吟风弄月的宴饮应酬之作。早年词作以“艳宗”为风尚,继而“绮忏”,晚年成于“豪放”,以意象绵密、着意锻炼、好用拟人、善于和韵为主要风貌,在清词史上独具特色,是清初词坛的主持者之一。
  龚鼎孳在清初颇具盛名,与钱谦益、吴伟业在诗坛上被称为“江左三大家”。三大家出处相同,均为《贰臣传》中人物,但在对三人诗歌的评价上,时人及后人均有低龚之意。综观龚诗,其中酬答、和韵之作较多确是实情。在《定山堂集》四十三卷中,三分之一多是此类作品,都标有“送”、“赠”、“和韵”、“次韵”等字样,但不能因此断定,此类作品俱是内容空虚的无病呻吟之作。作者以为,其实正是在这些作品中,龚芝麓自然地流露了出了故国之思与身世之感,抒发的是毫无事先人为经营的真心实感。
  龚鼎孳诗中很大一部分是表现对仕清的自责与悔恨,也就是失路之悲。“失路”一词在龚诗中运用最多,其出现频率之高都是他同时代的文人集中所少见的。再如著名的《初返居巢感怀》:“失路人悲故国秋,飘零不敢吊巢由。书因入洛传黄耳,乌为伤心改白头。明月可怜销画角,花枝莫遣近高楼。台城一片歌钟起,散入南云万点愁。”
  在龚鼎孳大量的送别、怀人、赠答诗中,“失路”这一意象被广泛使用,凡表现内心忏悔、自责、沧桑、羞愧的种种复杂感情,他俱以此意象概之。如作于康熙四年的《老友阎古古重逢都下感赋》:“城南萧寺忆连床,佛火村鸡五更霜。顾我浮踪惟涕泪,当时沙道久苍凉。壮夫失路非无策,老伴逢春各有乡。安得更呼韩赵辈,短裘浊酒话行藏。”阎古古即阎尔梅,乃是龚之旧友,明亡后,阎因抗清被逮捕,两人多年未见。既而重逢,加以龚即将为阎了结此案,故惭喜交并,欲其他友人如韩圣秋、赵友沂等共来叙重逢之乐,此诗将龚面对老友时的喜悦、羞愧、表现得细微入神。面对老友、故人,龚鼎孳不掩饰对自己“失路”的内疚、自责与惭愧。
  在龚鼎孳的诗集中,除了失路之痛这个主题外,故国之思也是另外一个重要主题。在《如农将返真州以诗见贻和答》一诗中,就表达了龚对故国的强烈思念:“曾排阊阖大名垂,蝇附逢干狱草悲。烽火忽成歧路客,冰霜翻羡贯城时。花迷故国愁难到,日落河梁怨自知。隋苑柳残人又去,旅鸿无策解相思。”姜埰,字如农,明未因言事被遣戍,龚鼎孳曾三次上书相救。明亡龚入仕新朝,姜则坚守气节不仕,是当时著名的遗民。此时二人重逢,已是江山易帜,友仇皆散。“花迷故国”之愁、“日落河梁”之怨,形象而确切刻画出龚的复杂心态,即有对故国深切的爱恋,又有对自己李陵身份的惭怨。“故国”作为与新朝对立的意象和传统文化的载体,对其的追思与怀念即表现了贰臣对失路之行为的深切的忏悔,也表现了贰臣诗人与遗民共同的文化品格,这也是他们虽然政治立场大相径庭,但私交却甚笃的重要原因。龚鼎孳的故国之思可说是无处不在,无论是在热闹的歌舞场中、酒宴席前,还是在思朋怀友、伤春悲秋,都能引起作者浓重的故国之思。故国如同缕缕萦绕于心中的细丝,触一端而动全身。
  著有《定山堂集》47卷,其中《诗集》43卷,《诗余》4卷。初刻于康熙四十二年(1673)。雍正时禁毁钱谦益文字,因书前有钱序,加之龚氏诗文内有碍语,全部板片入缴藩库,世传很少。光绪九年(1883),龚氏十四世孙龚考绪重为辑集付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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