沈德潜（1673年12月24日—1769年10月6日），字碻（què）士，号归愚，江苏苏州府长洲（今江苏苏州）人。清代大臣、诗人、著名学者。

　　乾隆元年（1736年），荐举博学鸿词科，乾隆四年（1739年）以六十七岁高龄得中进士，授翰林院编修，乾隆帝喜其诗才，称其“江南老名士”。历任侍读、内阁学士、上书房行走，乾隆十四年（1749年）升礼部侍郎，乾隆二十二年（1757年）加礼部尚书衔，乾隆三十年（1765年），封光禄大夫、太子太傅。

　　乾隆三十四年（1769年）病逝，年九十七，赠太子太师，祀贤良祠，谥文悫（què）。后因卷入徐述夔案，遭罢祠夺官。

　　作为叶燮门人，论诗主“格调”，提倡温柔敦厚之诗教。其诗多歌功颂德之作，但少数篇章对民间疾苦有所反映。所著有《沈归愚诗文全集》。又选有《古诗源》、《唐诗别裁》、《明诗别裁》、《清诗别裁》等，流传颇广。

　　沈德潜年轻时曾受业于叶燮，他的诗论在一定程度上受叶燮的影响，但不能继承叶燮理论中的积极因素。他论诗的宗旨，主要见于所著《说诗晬语》和他所编的《古诗源》、《唐诗别裁集》、《明诗别裁集》、《国朝诗别裁集》（后名《清诗别裁集》）等书的序和凡例。沈德潜强调诗为封建政治服务，《说诗晬语》开头就说：“诗之为道，可以理性情，善伦物，感鬼神，设教邦国，应对诸侯，用如此其重也。”同时提倡“温柔敦厚，斯为极则”（《说诗晬语》卷上），鼓吹儒家传统“诗教”。

　　在艺术风格上，他讲究“格调”，所以他的诗论一般称为“格调说”。所谓“格调”，本意是指诗歌的格律、声调，同时也指由此表现出的高华雄壮、富于变化的美感。其说本于明代七子，故沈氏于明诗推崇七子而排斥公安、竟陵，论诗歌体格则宗唐而黜宋。他的所谓“格”，是“不能竟越三唐之格”（《说诗晬语》卷上），“诗至有唐，菁华极盛，体制大备”，而“宋元流于卑靡”（《唐诗别裁集·凡例》）实质上与明代前、后七子一样主张扬唐而抑宋。所谓“调”，即强调音律的重要性，他说：“诗以声为用者也，其微妙在抑扬抗坠之间。读者静气按节，密咏恬吟，觉前人声中难写、响外别传之妙，一齐俱出。朱子云：‘讽咏以昌之，涵濡以体之。’真得读诗趣味。”

　　但沈氏诗论的意义和明七子之说实际是不同的。因为他论诗有一个最重要和最根本的前提，就是要求有益于统治秩序、合于“温柔敦厚”的“诗教”。其《说诗晬语》第一节就说：“诗之为道，可以理性情，善伦物，感鬼神，设教邦国，应对诸侯，用如此其重也。”这首先是从有益于封建政治来确定诗的价值。他也讲“其言有物”和“原本性情”，却提出必须是“关乎人伦日用及古今成败兴坏之故者，方为可存”，如果“动作温柔乡语”，则“最足害人心术，一概不存”（见《国朝诗别裁集·凡例》）。所以，按“诗教”的标准衡量，唐诗已经不行了。在宗唐和讲求格调的同时，还须“仰溯风雅，诗道始尊”（《说诗晬语》）。因而沈氏的论调，和桐城派古文家虽推重唐宋八家之文，同时却认为他们的思想仍不够纯正，还须追溯到儒家经典的态度非常相似。在诗歌的风格上，沈德潜把“温柔敦厚”的原则和“蕴藉”的艺术表现混为一谈，主张中正平和、委婉含蓄而反对发露。又说：“乐府之妙，全在繁音促节，其来于于，其去徐徐，往往于回翔屈折处感人，是即依永和声之遗意也。”